1、中国死刑罪名的特点

（一）死刑罪名主要与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犯罪有关

在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罪名中，与捍卫国家利益有关的罪名主要有：第一章风险国家安全罪中的7个罪名，第七章风险国防利益罪中的两个罪名，第八章贪污纳贿罪中的两个罪名，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除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是保护个人利益以外的11个罪名，一共是22个死刑罪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40%。

（二）死刑罪名大多与非暴力性犯罪有关

具体剖析一下分则中死刑罪名的构成要件，以暴力行为为构成要件的死刑罪名主要有第一章风险国家安全罪中的武装叛乱、暴乱罪，第二章风险公共安全罪中的爆炸罪，劫持航空器罪，打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绑架罪四个罪名，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

2、日本死刑罪名的特点

（一）死刑罪名突出强调社会利益

在日本17个死刑罪名中，直接以社会利益为保护内容的罪名有9个，占全部死刑罪名的一半。这九个罪名主要包含：对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激起物破裂罪、现住建筑物侵害罪、颠覆列车等致死罪、往来危险罪的结果加重犯、水道投毒致死罪、用爆炸物罪、劫持航空器等致死罪、航空器坠落致死罪。

（二）日本死刑罪名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

通过日本刑法典中对死刑罪名的规定同样体现了对国家利益保护的特征，在17个死刑罪名中，直接与保护国家利益有关的罪名虽然只有三个即内乱罪、诱致外患罪、援助外患罪，但这三个死刑罪名的构成要件中，并未涉及死亡结果和明确的杀人意图，也就是说即便没死亡结果和杀人目的，这三个罪名也是可以成立死刑的纯粹的危险犯，特别是诱致外患罪是绝对的死刑，并无其他量刑幅度。

（三）日本刑法典中的死刑罪名数目相对较少

日本的死刑罪名在数目上来讲只有17个，相对于中国刑法典的46个死刑罪名看上去少了不少，但日本刑法典上的死刑罪名都是类罪名，即每一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可以由多种行为构成，也就是说多种不一样的行为可以定同一个名字相同的罪名。第二，在日本刑法中司法讲解起着尤为重要有哪些用途，在通过司法讲解可以解决审判问题的状况下，绝不会对刑法典作出修改，这也使得刑法中死刑罪名囊括的犯罪行为愈加多，但中国刑法作为刑事判?Q和处决依据，罪名并不等于犯罪种类，而是每个罪名都只限定为一种特定的行为，只不过对一种可罚行为的叙述，所以，当出现一种新的犯罪行为时，并不考虑其与现有罪名中的哪一罪名愈加相似，而是直接针对这一行为颁布一个新的罪名，司法讲解也无权将一种新的犯罪行为归入某一罪名之中，正由于这样，中国刑法典上的死刑罪名多于日本刑法典。

3、中国在死刑改革方面的启示

（一）加大设置自由刑和财产刑作为死刑的替代

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而生命又是人的所有价值的载体，是人的所有权利之根本，假如人的生命权可以被剥夺，那样还有哪些权利不能被刑罚 “光明正大”的剥夺呢？还有，对于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用途来讲，将罪犯处死作为预防犯人或者犯罪者第三犯罪的方法，不正是与刑罚人道主义的需要相背而行吗？无论是从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还是从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出发，都要限制对死刑的适用。但违法必究的理念是大家不可以忽略的，而财产刑和自由刑既能起到惩罚犯罪的目的，也能让罪犯有所悔改的空间。

（二）引导民意，培养民众的宽容意识

民意，是指社会上大部分成员对与其有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些大体相近的建议、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在国内，民意对司法改革有着至关要紧的地位，民意影响司法的案件很多发生。中国是一个死刑文化悠久的国家，到了现在，死刑在中国的刑罚规范中仍然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老的“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正是中国刑罚规范包含死刑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数千年的“同害报应”伦理文化，更成为中国死刑规范得以存续的坚实社会道德基础。对于中国民间流传久远的口头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罪”，“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无不是这种社会道德基础的最好解释，也从侧面反映了古时候中国上至官方下至黎民对死刑所存有些根深蒂固的认可心理：将罪大恶极者处死，是正义的，也是无比正当的。当然，伴随年代的不断进步，大家的意识开始有所提升。但在底层的人民心中，法治的常识知道的不多，封建思想的残留还是叫人们有种意识，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大家在目前的社会中也不难看见一些家属在街上游行；在政府门口抗议，需要还公道，在民众心理还是非常难做到去包容犯罪分子。引导民意，加大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的守法意识，降低犯罪的发生；引导大家正确看待不法分子的态度，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