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的新著《白银资本》表面上致力于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事实上却成为对欧洲人的聪明才智与独创性最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可以说是弗兰克发现了真的的欧洲奇迹。因为弗兰克对所有那些从否认自己有欧洲偏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发动了不懈的攻击，所以他本人成为鼓吹欧洲奇迹事实上的领头羊，这的确是有的让人吃惊。即便是根据兰代斯（David Landes）的规范来看，弗兰克对欧洲奇迹的吹捧也看上去太过分了。

《白银资本》的中心议题，用作者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自1500年以降就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全球世界经济，具备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1998：52；2000：90）①弗兰克在序言的第一句话里就告诉大家，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1998：xv；2000：
1）。对于读者来讲，这里有两个问题。这个中心议题是真实的吗？若是，弗兰克的著作有未完成这个任务？让大家来分别考察这两个问题。

大家需要弄了解这里所谓中心议题到底的意思是。根据弗兰克的叙述，它好像是如此的：从1500年以降，确切地说是从1500年到1800年（由于关于1800年未来的历史研究争议要小得多），全球而不止是它的某些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而联系在一块。弗兰克还加上一条“和多边贸易”，不过在我看来这纯属多此一举。由于假如存在着劳动分工，就一定存在着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几乎势必是多边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恰好相反：假如存在着贸易，是否势必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体系？

这种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有哪些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也是从刚开始就很明确的。他期望证明“从一种全球视线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1998：xiv；2000：2）。弗兰克说是亚洲，但事实上他书中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弗兰克建构了一个重要程度的等级结构：中国坐落于顶端，印度处于中间，欧洲则被打入底层。奥斯曼－阿拉伯地带在他的大多数论述中很奇怪地消失了。无论怎么样，弗兰克宣称他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与其他很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1998：xv－xvi；2000：2）。我是否应当说一些不胜荣幸或受宠若惊之类的客套话呢？

弗兰克在序言里还提出两个值得剖析的问题。一个是“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到底意味着什么？”（1998：xv；2000：6）。第二个问题是弗兰克断言“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得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1998：xxiv；2000：
13）。

在序言里资本主义还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某种意义可疑的东西（“假如毕竟有点的意思是的话”），但到了第15页就变成了“马克思想像的产物”。根据弗兰克的怎么看，资本主义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或者假如它毕竟存在的话，也是自从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在历史时间里某些时刻和某些地域有什么区别性特点。它不是一个体系，更不是一种生产方法，更不是一种可以认识的现实。大家应当告诉那些居然敢于反抗资本家的野蛮暴行的蒙昧无知的大家，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是没有的。可怜的弗兰克，他本人过去尽心竭力地投身于这种反抗斗争，今天他好像对此深表遗憾。

“西方的兴起”成了弗兰克的一个大难点，由于在他所打造的剖析框架里根本没办法说明西方的兴起，不管它是如何地姗姗来迟和昙花一现。然而，即使是弗兰克也没办法完全抹煞欧洲的财富、军事力量与对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至少是在1800年－1950年期间。因为不可以给出任何可能的讲解，欧洲的霸权就成为一个真的的奇迹。这并非说弗兰克对此完全没作出讲解。他的讲解是：“本书将证明，欧洲是怎么样借助它从美洲获得的资金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有哪些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1998：4－5；2000：26）但请告诉大家，假如一个暴发户可以“强行分沾”你的市场有哪些好处并且从你的背上往上爬，那样你的支配地位到底的意思是？弗兰克用的另一个隐喻也未能把故事讲得了解一些：“我的看法是……西方刚开始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车厢座位，然后又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不过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的地方。”（1998：37；2000：69）这是一个没钱人怎么样发财的故事。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从穷光蛋变成阔佬，只有那些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且具备新教伦理的人，才可以享有致富的光荣。不过隐喻已经够多了，还是让大家书归正传罢。

弗兰克是怎么样证明从1500年到1800年期间（有时他说1400年－1800年）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而亚洲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章《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以比较审慎的方法开始，但到结束时就相当直率了。最后一节题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觉得直至18世纪末这个世界经济（世界和经济之间从来不需要连接号，由于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世界经济，无论是同时的还是前后相继的），包含“省际、区域间和构成世界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优势和贸易支配着”－－这种现实“体目前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1998：
126；2000：
181－1）。目前大家了解，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被用来作为单一世界体系的存在和亚洲的主导地位的重点证据。大家是否应当如此来理解弗兰克呢？他目前终于恢复了他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芝加哥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

他是如何论证贸易平衡的？他告诉大家，有四个区域“长期维持着产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98：
126－7；2000：
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区域都可以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产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好像不可以生产任何其他区域的别的人所需要的任何产品。于是无能的欧洲人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区域的出口来过日子。照弗兰克如此的描述来看，欧洲人简直连街头吃白相饭的泼皮无赖都不如。

其次，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998：
127；2000：
182），中国比印度又更胜一筹。它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当然是靠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些绝对和相对的独一无二的生产力”，它们的贸易才能维持“最大的顺差”，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998：
127；2000：
182）。在这里弗兰克提到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关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论述，这个世界体系由八个互相重叠的椭圆形区域尤其是其中的三个主要区域构成。阿布－卢格霍德强调每个地区发挥大致相等有哪些用途，但这一点让弗兰克感到不认可。他喜欢另一种地区化的模式，一种“可以表现为同心圆”的模式（1998：
129）。他所画的同心圆好像相当精准：扬子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处于最中心，下面的一环是中国的其他区域，然后是滨下武志所描述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然后是亚洲区域圈或亚非区域圈，最后是在这个地带以外的欧洲和美洲。

所有这类都是打造在一个假设首要条件之上，即贸易顺差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的标志。然而，弗兰克并非一直都如此看问题的。在这本书里弗兰克对他以前的思想盟友展开口诛笔伐，对他一个人以前所犯的错误表示忏悔，以此证明他在常识上获得的重大突破。大家却非常想了解，弗兰克是不是觉得他在1990年代以前发表的很多著作还值得一读。我期望他不会把它们通通抛弃掉。我觉得其中有的是非常出色的著作，即便在今天也没过时。

这里，我要提及1970年代在《欧洲经济史杂志》上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是围绕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大英帝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展开的。引发争论的是拜罗克（Paul Bairoch）的一篇文章。就经验事实而言，拜罗克和弗兰克没有分歧。在1880年－1939年间，欧洲的对外产品贸易存在着大约20％的逆差。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1976年秋，弗兰克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批评拜罗克的看法；另一篇文章则致力于讲解他一个人的看法，题为《多边产品贸易失调与不平衡的经济进步》（Frank：
1976）。弗兰克断言并证明，“在世界资本主义进步的这整个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进步中的宗主国（特别是大英帝国）与“沦为欠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着产品贸易的失衡。他论证说，这种贸易失衡“在不平衡的资本主义进步过程”至关要紧（1976：407）。

对哪个有利的失衡？弗兰克事实上觉得大英帝国与任何国家都既没出口盈余也没进口逆差，而欠发达区域的问题恰好相反：它们与任何国家都既没出口逆差也没进口盈余。世界上所有其他区域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在1976年的文章里，弗兰克由此得出下述结论：

这事实上意味着，即便根据世界市场价格来衡量，世界的欠发达区域因为产品出口超越产品进口，确实在直接间接地为世界所有其他区域提供资金（假如根据实质价值来衡量就更为紧急了）。具体而言，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1）支持了欧洲过度的产品消费，表现为后者的产品出口逆差或进口盈余，（2）支持了美国和国外自治领对欧洲的出口盈余，（3）帮助了欧洲的国内投资和进步，（4）为欧洲在美国和国外自治领的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从而促进了它们的进步，欠发达国家还为对它们我们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很多资金，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欠发达（1976：422）。

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好像极力要证明，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剥削欠发达国家的方法是，从欠发达国家同意的产品要多于向那里输送的产品。但目前在其新著中，弗兰克则要证明，在1500年－1800年中国的经济比欧洲强大，由于它向欧洲出口的产品远远多于从欧洲进口的产品。我决没反对弗兰克改变自己看法的意思，即便是把以前的看法颠倒过来。或许他确实觉得他以前犯错。只有一个问题：他目前是否想在他的新理论基础上得出如此的结论，即在19世纪末欠发达国家要比大英帝国更为强大，由于它们向英国出口的产品多于从英国进口的产品？

第三章的标题是《货币周游世界，推进世界旋转》，讨论从贸易转移到货币。弗兰克告诉大家，货币是一种产品，是由供应求购法则支配的。根据弗兰克的看法，货币事实上成为非常重要的产品。“正是对货币的需要才使市场上提供产品和大家用货币购买产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常见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能够帮助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1998：
137；2000：
195－6）。他问道，为何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他的回答是，由于“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刺激着供给”（1998：
138；2000：
196）。但，弗兰克觉得，货币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制造出有效需要，只有在已经拥有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升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要（1998：
138；2000：
196）。弗兰克说中国有这种能力。兰代斯说大英帝国有这种能力（1998，随处可见）。两个人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章旨在证明世界的白银生产（弗兰克觉得它是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本位货币）的终点是中国，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然而，弗兰克我们的数字并不可以支持他的经验论据。我将根据表面价值来对待他的全部数字。在148页（中文版209页），他提供了一张1500年－1800年期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了那些问题？它表明在16世纪从美洲向欧洲输送了1.7万吨白银，欧洲没向中国输送任何白银，日本向中国输送2000吨白银。
16世纪的状况看来不够理想。但在17世纪，有2.7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其中的1.3万吨（约占一半）被运往中国，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000吨白银。到了18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5.4万吨白银，其中有2.6万吨（仍然是大约一半）转运到中国，日本则没向中国输送白银。另外，还有美洲白银经马尼拉运往中国的故事。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传闻，是由于弗兰克不可以一定到底有多少白银运往马尼拉，然后又有多少运往中国。他告诉大家，在1600年－1800年期间总数约在3000吨到1万吨上升至2.5万吨。

目前大家来作一下加减法。弗兰克表明在1500年－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中国从欧洲收到3.9万吨，从日本收到9000吨，又从美洲经马尼拉收到3000至2.5万吨，总计5.1万至7.7万吨白银。这个数目和留在欧洲的5.9万吨不是相差无几吗？如此看来，依据弗兰克的图表，在这个要紧的历史时期，欧洲和中国同样是白银的“终极秘窖”。但在这里大家应当把人口数字考虑进去，特别是由于弗兰克觉得人口数字特别要紧。大致说来，这一时期欧洲的人口等于中国的一半，但它保留了与中国相等的世界白银提供。假如根据人均额计算，欧洲在这个时期得到的白银要比中国多一倍。事实上，弗兰克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觉得白银在欧洲引起通货膨胀，而新增的货币“促成了亚洲的生产增长和人口更大的增长”（1998：
157；2000：220）。其实，这类数字表明中国和西欧都需要输入白银，不同在于西欧为此付出的本钱是动用军事力量掠夺白银的本钱，与后来用强制劳动开采银矿的本钱。中国为了获得白银而付出的本钱是需要出口贵重的产品。我感觉西欧为获得白银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只须大家是在谈论人口问题，尽管他引用了上述数字，弗兰克的结论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1998：
171；2000：238）。或许弗兰克用的是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算术，但我觉得他的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只比欧洲稍稍快一点。当然，欧洲作为一个范畴包含很多有着不同人口增长率的区域。西北欧人口增长的数字比整个欧洲要多得多，至少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数字不相上下。让人吃惊的是，从人口增长的这类微不足道的（存在争议的）数目差异，假如毕竟还是有差异的话，弗兰克推论（是的，就是推论）出中国在整体生产方面的优势：“遗憾的是，大家没对同一时期（1400年－1800年）世界和区域生产总值的估算数字，但可以推断，亚洲之所以有这样之高的人口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因此才够支持这种人口增长。”（1998：
171；2000：238）

弗兰克的书里充满了如此的推论游戏。“假如说在亚洲很多区域，以生产、生产力和技术为基础的贸易和消费绝对地和相对地处于前列，那样就能推想，那里也应该相应地有必要的规范‘基础’来促成经济的进步。”（1998：205；2000：281）“假如生产和商业的结构和进程确实如本书其他地方所证明的那样，那样大家就应该问，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是或应该是何种规范组织。”（1998：209；2000：286）然而，对母鹅有好处的不可以让公鹅推荐。当弗兰克不认可里德（Anthony Reid）关于印度进口的数字时，他指出里德说印度的“进口想来在1650年将来急剧衰落了”，弗兰克评论道：“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来’一词。非常显然，他没资料来证明这种衰落……”（1998：234；2000：318）这个评论既适用于里德，也适用于弗兰克自己所有些推论性论断，如此的推论在他的全部论证中所起有哪些用途决不是次要的。

第四章题为《全球经济：比较与关系》，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剖析的单位。弗兰克试图证明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存在着单一的劳动分工。别的人，比如我，则觉得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类体系互相之间的关系与这类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弗兰克在这一章里所做的事情就是假定他是正确的。如此一来他就比较容易宣称，别的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个时期只存在于地球的某些部分）论述不适用于他的世界规模的单位。但并无人说它们是适用的。这纯粹是一个稻草人，根本用不着浪费那样多的篇幅，动那样大的肝火。大家来看看这段文字：

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商品极少，因此主如果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收益。欧洲的价值主要来自在海量市场之间，特别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从事运输业，进行金银、货币和产品的多边贸易。过去，没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可以同时在所有些市场展开活动，或者说可以把自己在这类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如此一种达成收益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有一点是十分了解的：欧洲当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区域出口商品的主要产业中心。（1998：
177；2000：245－6）

第一个句子是正确的。欧洲人向东方供应的商品确实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没如此的企图。西北欧想要做而且做得很成功的事情，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供应商品。在这个时期西北欧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亚洲还不是。弗兰克对此了解得一目了然，他的早期著作有很多的这种论述。目前，不是作为一个时期，弗兰克用了一个逗号，把两个问题连接起来。这里事实上包括着一个不适当的推论。是的，欧洲通过介入印度洋内部的“境内贸易”来谋取收益（但这不是它的主要收益来源）。至少有两代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多的论著。是的，欧洲人的价值来自运输业，无人反对这一点。是的，我想他们确实可以说是在一个世界规模的互联网中从事贸易，也就是弗兰克所说的“整个世界经济”。那又如何呢？他们把从东方获得的价值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积累资本，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愈加强大，伴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外的区域一个一个地纳入到体系中来，从而使后者边缘化。

第二个句子断言欧洲是第一个可以同时在所有市场活动的力量（这显然意味着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而弗兰克在本书很多地方拒否认这一点）。这个句子包括着对欧洲非常不情愿的赞许。弗兰克没告诉大家欧洲人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更要紧的是他没告诉大家，为何这样强大的中国人不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引证的最后一个句子说，欧洲不是一个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区域”要紧的出口商，但从来无人说欧洲在这个时期是要紧的出口商。弗兰克在敲一扇开着的门。

如此逐字逐句地剖析弗兰克的混乱可能已经使读者感到厌烦了，这里我只不过指出这一章里的另一个稻草人。

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在1500年未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他们不能不适应－－而不是拟定！－－亚洲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1998：
185；2000：256）。

注意那个戏剧性的感叹号。我斗胆请弗兰克指出一个学者的名字，他过去说过在这个时期是欧洲人在亚洲拟定经济的游戏规则。大多数人所说的，当然也是我所说的，是亚洲在这个时期处于欧洲“规则”占支配地位的地区以外。

第五章致力于论证如此一个命题：“同时性不是巧合。”我赞同，至少我赞同大家决不应当从假定偶然的巧合开始，而应当第一探寻共通性。这一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17世纪的危机”，一个在过去40年里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弗兰克期望证明中国没发生这场危机。或许有那样一些过分热情的人想要把这场危机扩展到亚洲，尽管我从来没读过如此的文章。在我看来，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确实发生了危机，但没任何理由把它扩展到这个体系以外。叫人感到奇怪的是，弗兰克在这本书（而不止是在他以前的著作）里继续承认欧洲－大西洋区域存在着“危机”，然后又成功地不承认了它在亚洲的存在。我会说它当然没有。但，他将怎么样用本章的标题《横向整理的宏观历史》来讲解这种差异呢？

最后，大家遇见那应当是反题的第六章：《为何可以西方（暂时地）胜出？》。记住，正是弗兰克告诉大家：

现有些各种关于世界和区域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与前面对世界贸易的论述都证明，至少到1800年，与“西方”任何部分或整体相比，亚洲及其各地经济体都具备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优势，在全球经济中更拥有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1998：
174；2000：242）。

好像只有出现一个奇迹才能使欧洲成为领头羊。哪个敢说这是一个“欧洲奇迹”？或许大家应当称之为弗兰克奇迹，他能把我们的剖析从他把自己放进来的盒子里带出来。弗兰克是用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开始这一章的：

一个答案是，亚洲变得衰弱了，另一个答案是，欧洲强大了……这一章要探讨1400年－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在19和20世纪是不是与怎么样转变为自己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1998：258－9；2000：349－50）。

为知道释这个问题，弗兰克觉得“中国和印度……与其他要紧的亚洲经济体”在1450年－1750年期间处于一个漫长的“A”阶段，而欧洲在整个17世纪都是处于B阶段。“在1750年－1800年期间，特别对于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来讲，大约在1400年开始的这种长周期的‘A’阶段（在据觉得是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只有亚洲处于这个阶段）达到了最高转折点，转向继之而来的长期的‘B’阶段”（1998：263；2000：355）。西方可以借助亚洲进入B阶段这个机会来改变我们的地位。这种亚洲的而不是欧洲的B阶段显然至少持续到1970年代，只不过在这期间里西适才“进入一个（暂时的？）主宰时期”，其局势和大家今天所谓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兴起很相似（1998：263；2000：355）。

让大家忘掉下述事实，即只须他的论证需要，弗兰克随时可以舍弃他关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虚构。然而，大家还是要问，西方是如何在中国暂时衰落的时候取代了中国的优势地位？弗兰克借用了阿布－卢格霍德的故事，但至少往后推了三个世纪。弗兰克说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而且正是因为东方的衰落才使西方兴起成为可能。是什么使东方衰落的？印度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的市场机会好像使他们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在这里可以看到道勃对英格兰封建统治阶级衰落的讲解的阴影），而这又加剧了两极分化，“从而也致使了导致经济扩张的那种进程本身的萎缩”（1998：266；2000：359）。事实上，在这个过程背后可能有存心不好的的欧洲人在捣鬼。

亚洲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之所以愈益紧张，更多地是因为欧洲人的白银供给与随之而来的在世界经济中、特别在亚洲的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购买力、收入和需要的增长。不言而喻，这使得收入分配愈加扭曲，从而致使对有效需要的制约与愈益紧急的政治紧张局势（1998：267；2000：359）。

假如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样下述状况就是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比较有节制，不是那样贪婪，假如它不是出口了那样多有价值的产品换取来欧洲的白银（或者至少没换取那样多白银），那样他们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都将会继续待在世界的顶端。啊，那些卑劣聪明的欧洲人！假如他们在购买中国产品时少付一点白银（假如中国人有足够的远见，坚持要他们少付一点白银），中国人就大概永远维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衰落的讲解。印度又是如何一回事？著名的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如Amiya Bagchi或Burton Stein觉得印度的衰落是在1757年（普拉西）、1800年或1830年将来。弗兰克觉得他们全都错了，印度的衰落至少是从1730年代开始的。有“很多的证据”（1998：271；2000：361）表明，在沦为欧洲殖民地之前，印度经济的衰落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在18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1998：273；2000：366）。

弗兰克在讲解亚洲各国的衰落时拒绝把它归功于欧洲，但他也拒绝谴责欧洲。他所说的只是亚洲的A阶段自然而然地消耗殆尽，结果是欧洲得以获得优势地位。但欧洲是怎么样获得优势地位的？他们掠夺了美洲的白银，剥削美洲种植园，从“凯恩斯乘数”获利（1998：278）。目前大家回到原来的弗兰克。但这与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哪些关系？大家来读一下这一章的总结：

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与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落，最后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1815年前后相交了（1998：283；2000：380）。

弗兰克用如此的措辞看上去多么古怪啊－－“两条曲线终于相交了”。我原以为从1400年以来，假如不是从公元前2500年以来，它们早就走在同一条惟一的道路上了呢。有些人或许会以为弗兰克是说，它们本来是不一样的世界体系，最后进入到同一个有意义的互动竞技场。然而，最奇怪的是，弗兰克还要为欧洲（暂时地？）兴起加上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技术进展”。这当然是很独到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弗兰克确实告诉大家，它们“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收获。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进步过程的产物，而世界进步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1998：285；2000：382）。然而，弗兰克毕竟提出了那个合情适当的问题：

但，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何与怎么才能借用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这所有是怎么样与为何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的？大家目前可能还要不出一个完全认可的答案……（1998：285；2000：383）

不过弗兰克还是想要给出某种答案。它事实上就是长期以来用于讲解美国的经济优势的高薪资边疆经济的看法，弗兰克企图把它运用于整个欧洲：

欧洲较低的人口比率与作为安全阀的向美洲移民这二者所产生的创造机器的刺激要比亚洲人口－资源情况所产生的刺激大得多（1998：286；2000：384）。

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看法并不新鲜（毕竟，弗兰克也要引证亚当·斯密来维护我们的看法），而且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人口增长据了解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但在这里欧洲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可以摆脱掉我们的一部分人口，除此之外大家需要了解“这所有是怎么样与为何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发生的”。就这个问题弗兰克给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回答，他好像觉得欧洲缺少白银。

大家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将来，欧洲获得美洲金银的可能性开始相对降低，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若是如此，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减少我们的生产劳动本钱来保护和提升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1998：293；2000：392）。

我承认我是被弗兰克的论证彻底搞糊涂了。仅仅在前几页欧洲的兴起还被归结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但在这里欧洲的兴起则被归结为欧洲我们的衰落大概“威胁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也会糊涂的并非我。

在他们方面面的论点和论据作了反反复复的概括总结之后，弗兰克就西方的兴起的问题得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

总之，变动中的世界人口－经济－生态形势忽然地－－大部分人包含亚当·斯密在内都没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投资在经济上变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图了（1998：317：2000：421）。

弗兰克的讲解的其他部分和所有关于工业革命的规范教科书没什么两样。

弗兰克在这里的叙述省略了“1500年：连续还是断裂？”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已经了解他将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连续性。就我所知，对于弗兰克来讲，只有连续性而从来没断裂。当然，在1800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断裂，但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又恢复了原状，即回复到连续性。应当指出的是，弗兰克对待以1500年划分历史时期的态度，仿佛是在向某种巨大的习惯权势挑战。事实上，把1500年视为一个断裂点的学者在世界上只不过少数。一个半世纪以来，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一直觉得世界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断裂：一次在大约公元前10000年－前8年（农业革命），另一次在大约1800年，或1760年－1840年（工业革命）。弗兰克与这种共识完全一致。

将1500年视为一个断裂这种看法，与其说与西方的兴起有关，不如说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兴起有关。弗兰克不承认这种历史分期的目的是要提出他的中国中心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坚持觉得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想像的产物。资本主义成为一头据了解有着极其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生产方法”的“神牛”（1998：330；2000：438）。在弗兰克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需要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目前都混合着所有各种生产关系”（1998：331；2000：439）。目前可以了解地看到，弗兰克论证的方法是把各种原因熔为一炉，仿佛这是这类原因惟一可能的组合方法。让大家以“所有各种生产方法”为例来进行剖析。即便对于弗兰克来讲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产方法。那样下面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可以说具备一种生产方法呢？毫无疑问不是“整个世界社会”，更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那样大家到底应该把生产方法安置在哪儿呢？一个城镇，一个工厂，一个家庭？

在道勃之类的马克思主义者、连接不同生产方法的鼓吹者、调节主义者、世界体系剖析学者与很多其他学者之间激烈的争论已经过去30年了。弗兰克也参与了这次论战，他一定对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目了然：“你把生产方法置于什么地方”，决定着你的全部历史学。像上述引文与弗兰克这整本著作那样对于这场争论全然忽视不计，是绝对不可以解决问题的。或许面对这个困难而又重点的问题对于弗兰克来讲是太艰难了。只有如此大家才能理解他居然会说出如此的话：“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并且嘲笑探讨资本主义的由来“无异于炼金术士探寻可以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1998：332；2000：441）。

事实上，炼金术士的努力是探索实验科学办法的过程的一部分，为后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做出了肯定的贡献，尽管炼金术士的理论最后没什么用处。当弗兰克说“最好是把它（资本主义的由来）抛在脑后，而去探讨常见历史的真实状况”（1998：332；2000：441）时，他高高举起经验主义真理的大旗，仿佛这种“真实状况”不是通过某种特殊的理论眼镜察看到的，而他一个人戴的也决不是一副茶色眼镜。

在将资本主义的现实忽视不计之后，在证明了中国／亚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长时期的持续的中心地位之后，他所能说的不过是：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些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1998：343；2000：455）。

或许有一些读者，在阅读了350页的煌煌大作之后，对作者告诉大家如此一个结论感到很认可：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是“一个前所未有些事件”，但我可不是如此的人。一方面，所有些事件都是前所未有些。其次，所有些事件都是可以讲解的。弗兰克没对欧洲“工业革命”做出任何讲解。他拿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根本没办法提出一种适当的讲解。如此一来，工业革命就成了一个“前所未有些事件”，不只由于历史中的行动者没预见到它，而且由于弗兰克用来讲解世界演化的理论也没办法讲解它。

我过去说过弗兰克成为欧洲奇迹的最大的代言人。弗兰克告诉大家，美国目前从全世界获得财富的能力源自它可以印刷USD，所以它能把西欧人和日本人所生产的东西通通买下。他用很不屑的口吻说道：

欧洲在1500年－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事实上就是（美国今天所实行的）这种无代价策略。差别仅仅在于USD至少有一部分是打造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的（1998：356；2000：470）。

“至少！”－－欧洲人甚至根本没资格谈论生产力。大家不能不佩服欧洲人那种空手套白狼的本事（trade nothing for something），他们居然可以欺骗有着几千年经济和文化收获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民族。但，假如弗兰克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欧洲人是欺骗艺术家，他用得着绕这么大的弯子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向声称欧洲人做出了很显赫、很特殊和值得称道的收获，在这部旁征博引的著作里，弗兰克为这个论断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这本书是为经济效益而唱的一曲冗长的赞美歌。弗兰克说在1500年－1800年欧洲人在亚洲所起有哪些用途微不足道，对此我完全赞成。其次，弗兰克说在1500年－1800年亚洲在欧洲所起有哪些用途举足轻重。我在他的书里没看到什么可以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在这一时期，亚洲之于欧洲的意义远不可以与美洲的意义相提并论，无论大家讨论的是资本积累、政治结构、价值体系的演变还是历史资本主义的进步。到头来弗兰克所说的无非是中国在这个时期比欧洲要阔气得多。或许是如此，但大家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18世纪初的孟加拉有多少中国原因呢？

弗兰克好像觉得他一个人是惟一真的的反欧洲中心论者。即便是那些他从正面引证过的作者也被批评为不够彻底。哈比布（Irfan Habib）是印度经济结构的意义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但在弗兰克眼里则不是。对于那些期望摧毁科学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来讲，李约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但在弗兰克眼里则不是。在他看来，李约瑟从来没摆脱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根基。

这本书最薄弱的环节是他对西方就算只是暂时地胜出所作的讲解。这不光是由于弗兰克的心思不在这里，而且由于他给出的讲解和他的所有看法相抵触。为了“讲解”西方的兴起，他不能不舍弃他在前面提出的很多看法。弗兰克一再接过广泛流传的看法，从中抽绎出相反的意义。过去有一个时候，大家想要弄了解为何财富与贫穷在西方和其他区域分布得这样不均衡。有的人觉得这是由于欧洲人更聪明。另外一些人觉得这是由于欧洲人更富有侵略性。这成为世界右派和世界左派的分界线，弗兰克过去是站在世界左派的阵营里的。但目前他有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说这是一个不真实问题，然后就把它置之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世界的贫民区的所有居民，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弗兰克发目前1500年－1800年期间中国和印度是最富裕的区域。还有哪些新东西吗？在那个年代，所有些欧洲探险家、商人和统治者一再说的不就是这类吗？说到底，这恰恰是他们到那里去并且掠夺那些区域的主要的正当理由。大家一般不会去掠夺世界上那些家徒壁立的区域，至少不会优先选择这类区域。弗兰克就像电影《奥兹的魔术师》里的多罗希一样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在这条道路的尽头，哪个是那个手拿水晶球的魔术师呢？

引用书目：
Frank, Andre Gunder." Multilateral Merchanpse Trade Imbalances and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2 ,Fall, 407-38.
Frank, Andre Gunder .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ndes, David .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注解：
①为便捷读者起见，文中的引文均标出两个页码，前者为英文原著页码，Andre Gunder Frank,ReORIE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1998;后者为中译本页码，即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看重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