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概念国有经济控制力，剖析影响它的原因，与它与政府经济职能达成之间的关系。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是要找到在给定经济和社会结构时，政府使用何种政策组合能效果最好地达成其经济和社会目的。因此，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研究就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可以使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达成经济目的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进步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要紧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有哪些用途怎么样。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第一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的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成效。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成效是无意义的。因为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达成政策目的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进步中国家常见使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程度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哪些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原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剖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剖析1、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剖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 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概念及达成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觉得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达成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达成这类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推行这类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意思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依据其功用函数，确定政策目的，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况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况，从而达成其政策目的。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况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的时的时滞和实质逼近程度。当政府使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的非常快非常不错的达成时，可以将之概念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功用函数来提供辨别准则的，譬如一个民选政府期望在大选前推行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规范。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类辨别标准是外生的。

非常显然，不一样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不一样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一样的。第一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遭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进步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法，在很难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法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辨别一项政策与其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由于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大家的判断的影响、信息采集与处置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这样复杂，以至于大家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总是是很难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断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很多国家，政府过去或正在用国有企业作为达成其经济目的的方法。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达成同样的目的一方面需要政策拟定者准确地了解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假如不了解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达成同样的目的就无从谈起。其次需要政策拟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达成同样的结果。但，发达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现在为止，大家只可以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状况，譬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种状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达成政府的经济目的，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需要非常大才大概影响到这类指标。这只不过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提供的市场而言。第一，假如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非常小，显然是市场的同意者而不是领导者。假如很多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样除非禁止角逐，不然，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同意者。假如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样，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第一要有非常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非常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很难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达成。假如政府不是通过使用一些依靠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达成经济目的，那样就第一需要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譬如达成充分就业的目的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达成。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类劳动力，显然这类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不然这类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如此的技术，由于政府开发这类技术的经费源自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如此的技术，那样这是违反社会公平的。当然，这不包含国防技术。不过没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降低失业。那样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如此政府又需要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类劳动力。非常显然，这类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致使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状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这样浪费的状况下仍能存活。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状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状况下存在。

第一，很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第二，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概念争吵不休，但在日常，财务情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筹资本钱、原材料价格、税收、商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存活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存活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因为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比较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样，这个函数除去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被解雇的重压，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没办法以市场方法与私有企业角逐。政府需要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有企业亏损筹资。不然国有企业将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如此，增加了资源的本钱。打造国有企业致使最低存活效率指标不断上升，就不断有私有企业破产，新增失业。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企业更换了所有权，而价格水平大大提升了，产出降低了。

全部经济达成国有化将来，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需要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角逐，不然角逐势必会致使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角逐，就需要达成完备的中央计划，不然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须不严禁私人企业，那样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需要。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角逐。只须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角逐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样生产可替代商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致使的国有企业之间的角逐。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很难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达成经济增长的状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可以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率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事实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点概念。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简单的，只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极少的一些初级商品，换回保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海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极少。除去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范围，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随着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规范非常幼稚。而且这类活动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非常很难市场机制的方法用途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非常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去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商品，政府对传统经济有哪些用途也是非常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类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类初级商品的价格和需要数目。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非常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点。它们需要进步本国经济以保持政权，但极度缺少资本、技术和受过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没有能动员大家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事实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多数是靠出口初级商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去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如此条件下，政府就需要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有哪些用途，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进步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达成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进步这类项目。政府通过授与垄断权、打折贷款等方法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未必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量上保证了政府觉得国家急切需要的商品的供给。当基本存活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推行经济职能的方法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可以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致使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风靡，反过来又进一步妨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如此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紧急，劳动效率低，通胀紧急。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法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它们之间的角逐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升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存活筹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要紧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训练，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进步成就有非常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剖析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若是发达市场经济，那样政府的政策工具就需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若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刚开始求存活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靠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成效，可以说国有企业在达成政府经济目的方面有非常上乘的表现。这个时候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伴随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代理链越长，代理本钱越高。即便每一个国有企业都达成了分配的具体目的，但最后商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商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样产值这个目的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不足为奇[2]。因而事实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减少了。反过来，假如政府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可以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期望的目的或许会得到更好的达成。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讲解。因为经济复杂程度的提升，商品水平的维度也在增加，那样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困难程度。譬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类型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如果按所有些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佳的，但却不可能达成。那样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重视产量而非水平。这也先讲解了为什么前苏联商品水平低劣。而大部分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商品和服务水平差强人意，也就能理解了。即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的都达到了，那样是不是就能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相反的。不然苏联目前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概念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用政策变量达成政策目的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进步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进步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第一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何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

3、在哪些条件下需要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的？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法和成效怎么样？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成效怎么样？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总是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用途结果。本文不可以过多剖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法。下面主要剖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剖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类资源第一要用于保持国民的存活。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样政府就需要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达成上述存活目的。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常见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没有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法在满足人类最基本存活需要方面在这个时候是效果最好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风靡过国有化的做法。譬如具备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将来，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备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其次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的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紧急，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原因已经剖析过了。在七十年代，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觉得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没办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有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得高额回报。因此，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点，英法两国在提升经济竞争优势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事实上这是一个公共商品筹资的问题。非常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筹资。但因为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这样之大，即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可以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是什么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私人资本回避这类范围，尽管这是政府在此范围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保持和提升经济竞争优势的角度，基础设施范围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肯定标准后价格尽可能低的。但在这类范围，因为技术上的特质，企业具备自然垄断的特点。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借助这种优势，来获得高额收益。也就是说，政府对这类范围需要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类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非常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剖析为何政府要管制这类范围。形成垄断并非政府进行干涉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目前也是如此，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类现象。究其缘由是由于基础设施和高技术范围对经济用途不同。譬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置等基础设施，假如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样社会生产的一个非常大的份额将落入这类范围。但这类范围的商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进步。其商品和服务品种单一，水平标准稳定。事实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非常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进步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进步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需要管制使之只能刚刚可以提供符合标准的商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合的打折时，私人资本也会想进入这类范围。譬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类范围也占有非常大的比率（一般超越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进步中国家，总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商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没办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哪个能说清这类关系呢？正是这样，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成本却没办法通过商业渠道收购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刚开始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进步表明，政府需要促进大家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公共商品，因而政府需要提供之。因此，大伙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由于没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范围，而包裹的运输却是角逐性的。

即便是在上述状况下，假如信息是对称的，那样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类范围。然而大家却看到这是非常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样政府需要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商品）的边际本钱、水平和数目进行量化。考虑到这类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样这种计算将更复杂。如此政府非常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使代理人说真话，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类范围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本钱，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样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依据政府所承诺的打折条件和所提出的需要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依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同的。譬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样因为很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有关的衡量指标很难被第三方所认知，那样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须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本钱，私人资本就不能不继续生产。预期到如此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本钱巨大的范围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佳的。

因为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需要由政府设立来达成政府的经济目的是这样的要紧，大家需要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产品所需的投资具备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非说国有企业不可以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第一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商品的企业。它是不是决定在某个范围打造国有企业就能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不是向这个范围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第一资产专用性这个定义不同于专用设施，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施是专用设施，但它未必具备非常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平台产生的租金收购的这种性质[3]。譬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置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施就具备非常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资产专用性。一旦具备非常高的资产专用性，那样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有关的特定买卖能持续下去。由于他从其他买卖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视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由于买卖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暂停买卖来迫使投资方同意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本钱的价格来获得租金的绝大多数。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因为四种买卖本钱所导致的，一是签约双方不可以预见将来的全部状况。二是没办法用精准的方法规定将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实行本钱非常高。四是强制实行契约的本钱非常高。这是由于因为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和资金来认识各方的立场和实质状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意思是自明的。

大家仅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使用市场方法来更有效地达成同样的目的。

事实上前面大家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目前只须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依据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买卖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买卖存在角逐性买卖，那样存在着一个角逐性市场。那样显然政府作为某项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角逐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备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本钱、更好的水平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商品，不然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假如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样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商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如此的技术，那样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样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商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角逐。若是垄断，那样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起诉该国有企业。若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角逐法，同样应遭到制裁。假如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提供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须没有资产专用性，就没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假如没有不完备合同，那样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样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需要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商品。

假如没有重复购买，那样显然更没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商品。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即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未必就需要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使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商品，这并没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大家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何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不是有其他渠道？

3、在哪些条件下，政府需要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的？

既然在肯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样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怎么样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成效怎么样？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状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概念的合理方法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假如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样按概念，政府要达成的目的只能由国有企业来达成，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成效的好坏。这个时候的辨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规范。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成效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了解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成效之间是密切有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剖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剖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第一是筹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集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便由财政拨款打造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赖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样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其次银行信贷也增加。依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筹资打造的国有企业，它的筹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依据实质经济周期理论，这个时候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假如政府打造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类国有企业具备平均水平的效率，那样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非常微小的。显然，假如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假如国有企业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样的确会提高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非常不健全时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没理由私人资本为何不使用同样一流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适当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没办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范围。譬如政府觉得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就国内目前的实质状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此政府就能提高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愈加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维持我们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可以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样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可以相应提升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譬如那些依赖养老金生活的大家。通过这种方法打造的国有企业大家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第一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后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进步国有企业的都是进步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些，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总是致使政治重压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第二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样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程度，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很多的项目同时开工，势必对经济导致通胀重压，特别是通胀的预期重压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剖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成效。按概念，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非常大比率是长期贷款，但它们一直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譬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入支出赤字），那样国有企业的短期筹资本钱显然上升。这一方面降低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由于企业需要短期筹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其次，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大体上降低支出，这将致使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降低，甚至使之绝对降低。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样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假如政府由于政治缘由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样它就需要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筹资。但政府之所以打造外生型国有企业，是由于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筹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筹资。因而政府要么借助国债筹资，要么舍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筹资。在用国债筹资的状况下，政府需要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如此将进一步降低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降低。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筹资的方法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有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致使少数居民富裕是什么原因之一，那样使用补贴亏损的方法显然将违背政府达成收入公平分配的目的，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假如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样他们或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由于第一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第二，日后这类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率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率也不应该超越其它人的，不然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样打造国有企业就是为达成这种目的。但大家不觉得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假如大家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样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的。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或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需要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去控制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极少。这是由于，假如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样在上述剖析的结果下，政府没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忽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2、一是政府获得海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状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大税收这一种状况下，显然实质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没办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含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假如政府不允许这类企业破产，那样就需要对这类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减少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用途。若政府允许这类国有企业破产，状况则比致复杂。第一，公共支出增加是因为实质税收增加，那样私人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从而使消费降低，进而使投资降低。即便买家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样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势必使储蓄降低，同样也会使投资降低。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其次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因为实质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降低，其次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升现有生产能力的借助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个时候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假如不放松银根，那样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其次，假如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要，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假如税收的增加致使总产出降低，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如其分的办法，但这的确是一个很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剖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打造每一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规范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后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后投资者的需要就走人的权利，但因为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假如没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不过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 P38—P67 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恩拉恩·艾格特森《新规范经济学》P24—P26 商务印书馆（1996）。

[3]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P18—P3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