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家一般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的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涂纪亮，1993）。语言问题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中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哲学为何把哲学研究的本体转向语言，转向的动因为什么在，这一问题引起很多学者的考虑与讨论。基本共识有2、其一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危机，需要更换；其二是语言比较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代替了对认识的探讨，达成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哲学家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从表面来看，哲学家倾向于探讨大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的精准描写；从渊源关系上来讲，语言学是从哲学中离别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更具体。究其本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语言”这一基本问题的怎么看就存在分歧。另外，哲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和用途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李晓红（2015）所言，语言哲学的每一次进步都给语言学打上了烙印，不只丰富和进步了语言学理论，而且还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范围。语言教学从语言哲学中也可以汲取丰富的养分，由于语言教学本身包括着对“人”的教育。语言教学走向系统的哲学考虑和文化建设是明智之选，缺少理论视线的语言教学是没生命力的；从语言哲学的视域来深思和改革语言教学，势必扩展语言教学的学术视线，提高其哲学研究的层次和境界，促进语言教学的哲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