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国出生性别比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异常偏高现象，一定与这个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政策等变化有关，一定与这个时期的生育偏好、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管理有关，应从“人群、技术和管理软件”三个要点去剖析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是什么原因。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第一，有肯定规模的男生偏好的人群。第二，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尽管这类服务可能不是公开合法的）；同时，还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人群、技术和管理软件”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这三个要点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用途的，本文试图从人群、技术、管理软件这三个要点来剖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重要原因。
1男生偏好的增强
顾宝昌博士觉得，任何生育都可以从三方面表现出来，即生育的数目、生育的时间（间隔）和生育的水平（性别、健康和智商），这就是所谓生育的三维性（顾宝昌，1996）。
生育数目和生育时间很容易理解，即一般大家所说的生多生少和早生晚生（或间隔生育）。而大家对生育水平的理解就非常不同，智商（聪明）、身体（健康）和性别（男生）都可以被当作是生育水平的表现形式。晚婚、晚育、少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结果，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和推行加快了它们的达成。但，伴随生育数目降低和生育时间优化的达成，大家对生育水平的追求也愈加强烈，除去期望生育聪明健康的孩子外，对男生的期望便成为一部分人群对生育水平的需要。
为何在一些地方男生被当作一种水平优势而推崇呢？很多学者（解振明，1998）通过调查研究觉得：在现在中国社会经济情况下，特别是中国农村区域，生育男生第一是生产上的需要，市场经济自由角逐的加剧，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其经济地位相对于男士在恶化，这就使得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得到延续和强化；第二，中国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在人口流动日益增强的今天不只没根本变化，而且因为老公外出妇女更被锁定在家庭和社区，在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没男性的家庭更是担忧会遭到欺辱；第三，是养老送终的需要，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打造完善的地方，养老送终主要依赖我们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儿出嫁后要赡养老公家的老人。除此之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较弱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意识仍然顽固地渗透在文化风俗、精神生活和心理需要等每个方面。
因此，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的经济改革后，中国农民的男生偏好得到强化，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进步，并没使大部分农民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男生偏好仍然相当强烈。但，男生偏好在不同人群中也表现出不同。2001年国家计生委的“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人群中男生偏好程度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则男生偏好程度较高；家庭现有子女多的人群则男生偏好程度高；农村人比城里人的男生偏好要高得多；按东中西分类，中西部区域的男生偏好程度依次上升。这就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对人群性别偏好的影响。
2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
从“想男生”到“生男生”，中间还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有没性别选择技术、商品和信息？能否获得它们？怎么样获得？看着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当大家把技术同人群联系起来考虑时，就引出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即这种技术、商品和信息能否让人们所借助或同意。正如人工流产技术早已存在，但在有的国家大家不可以公开合法地获得这种技术。又如溺婴过去在旧中国十分时尚，而目前它不只违反国家法律，也为现代公民道德所不允许，虽然，在一些地方溺弃女宝宝的个别现象还时有发生，但，它已经不再是性别选择的常见行为。因此，在剖析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时，大家更应注意它在人群中的可获性和易得性。
从怀孕、妊娠到分娩，性别选择的技术可以分为：选择性别的怀孕技术；胎儿性别鉴别技术；暂停妊娠技术。
选择性别的怀孕技术。伴随科技的进步，性别选择的怀孕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新世纪刚最初之际，国际网络上传来二项新技术的信息。一是，精子筛选技术。这是借助现代技术离别出“男士精子”和“女人精子”，然后进行人工受精。2000年初，美国华盛顿的基因研究所宣称，他们改进了的胚胎性别选择甄别技术可以确保生男和生女的可能性分别达到70%和90%。二是，胚胎性别选择技术，美国在2001年宣布一项可以决定生男孩生女孩的体外受精技术合法化，这一名叫“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的技术可以确保任何夫妻把期望生育的性别的胚胎植入妇女的子宫，他们声称生男孩生女孩的性别选择成功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这两项技术因为成本高，技术困难程度大，普及性低，在中国既使成为合法化技术，也还不可以为广大人群所同意。在中国农村，有性别偏好的人群主要还是运用胎儿性别鉴别技术来测定所怀的胎儿是男是女。
胎儿性别鉴别技术。胎儿性别鉴别技术有超声检查（B超）、染色体剖析（羊水、妊娠尿剖析）、阴道细胞学技术等。后两项涉及困难程度较大的临床和实验室技术，因而现在尚不普及。而B超检查则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大约在妊娠中期（怀孕4～6个月），通过B超机可了解地察看到胎儿的外生殖器。
B超检查之所以普及，有三个显著缘由：一是，技术比较简单，没医学背景的人经过短期培训和实习也能操作和察看；二是，B超机的价格也不算太昂贵，乡镇医疗诊所和个体行医都买得起，它对就医环境需要也不高，因为借助率高，非常快便能收回本钱，带来盈利；三是，因为B超收费适合，一般老百姓可以承受得起；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在中国计划生育的“查环查孕”中，很多常见地用B超机，在拓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地方，B超在检查妇科病方面也功不可没。虽然用于查环查孕查病的B超档次低不可以分辩出胎儿的性别，但，它的常见用，却产生出一个意料之外成效：一方面，在老百姓中普及了B超的常识；其次，全国大范围上千万例的B超检查使得胎儿性别鉴别的人可以随便地裹挟其中，打着“查环查孕查病”的幌子，不容易被发现和杜绝。很多学者和计划生育管理职员觉得，B超机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的普及与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有直接关系。
B超鉴别胎儿性别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实质操作上也是容易达成的，尽管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前卫生部和有些地方政府早就明令除医学缘由需要外禁止用B超做胎儿性别鉴别，但，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双方为各自利益驱动，常常是令行不止。
暂停妊娠技术。在中国，终止中期妊娠的人工流产一般是在县级及以上计生服务站或医院等医疗机构里做，有两种引产办法：手术引产和药物引产。因为人工流引产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且只有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才能提供中期引产，因此，它是是安全人工流产的范围。
人工流产在中国之所以普及，不只它是合法的，而且，过去作为避孕失败的一种弥补手段，特别是在计划生育还主要“靠行政方法、靠弥补手段、靠突击活动”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区域，未婚人流在逐年增长，虽然，未婚人流不是为了性别选择，但，出于对未婚人流的保密，使得一些地方无需做真实名字的登记和有关询问就能获得人流服务。同样道理，到城镇打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因为避孕节育常识欠缺和服务的不到位，不能不以人工流产作为最后的解决方法，加上她们的流动性，也没办法做孕期保健和随访服务，因此，对前来人流的妇女，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人工流引产在中国的易获性在世界上也算是比较高的，它不只不利于提升育龄群众避孕节育的意识，也为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大开了便捷之门。
人工流产的易获性问题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更要紧的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伴随科技的进步，会有愈加多新的、易于普及的性别选择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问世，假如不加管理和规范，它带来的将不是福音。
[1][2]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