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工业已经进入需要依赖结构转型升级推进进步的新阶段。尽管“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获得了明显进展， 但制约和影响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仍然突出。本文通过对将来5 年的进步条件和政策环境等原因进行综合剖析，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若干判断，并从深化体制改革、健全产业政策和优化进步环境等方面，明确了引导和推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关政策手段。

[关键字] 工业结构； 转型升级； 变动趋势。

1、“十一五”时期以来工业结构调整的进展。

1. 从轻、重关系看，工业结构呈重型化趋势，重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上升。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步经验表明， 工业结构重型化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一个基本规律。国内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趋势始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到“十五”末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接近70%，工业重型化趋势显著。“十一五”时期以来，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虽有所波动但一直保持在70%以上，“十一五”前4 年平均值比“十五”时期平均值增加了7.23 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长继续领先于轻工业，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有所加大。

根据联合国工业进步组织对轻、重制造业的划分口径，轻制造业包含：食品、饮料、烟草、纺织、服饰、皮革、木材和木材制品；重制造业包含：纸张和纸制品、工业化学品、其他化学商品、石油炼制品、各种石油商品和煤制品、非金属矿制成品、贱金属、金属制品、机器和设施等。根据这一标准进行剖析，结果同样反映出“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中重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趋势。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轻制造业和重制造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均有所波动，但从整体上看，重制造业的比重上升，轻制造业的比重降低。从轻、重制造业结构的变化看，“十五”期间的平均比重为24.2∶75.8，“十一五”前4 年平均比重为21.1∶78.9，重制造业的比重增加了3.1 个百分点。表明，“十一五”期间，重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轻制造业的增长速度。

2. 从行业结构看，轻纺工业比重降低，金属加工业比重上升，装备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从工业行业结构的变动看，“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的行业结构变化整体呈轻纺工业比重降低，金属加工业比重上升的态势。其中，纺织业和纺织服饰、鞋、帽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自“十五”时期以来不断降低，2009 年，这两个行业的比重分别降低到4.19%和1.90%，“十一五”

前4 年平均比重比“十五”时期分别降低了1.00 和0.47 个百分点。比较而言，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比重有较大幅度提升，“十一五”前4 年平均比重比“十五”时期分别提升了1.19 和1.44 个百分点，是39 个工业行业中比重提升最大的两个。

从制造业内部的产值结构变化看，包含食品加工、纺织、家具等在内的一般加工业和化工类产业的产值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呈降低趋势，“十一五”前4 年与“十五”时期相比，其平均比重分别降低了2.57 和0.64 个百分点；包含设施制造和仪器仪表在内的机电产业产值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在2007 年以前维持增长的势头，2007 年、2008 年连续有小幅的降低，2009 年开始回升，“十一五”前4 年平均比重与“十五”时期相比基本持平；金属、非金属加工业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比重2006 年到2008 年不断提升，2009 年回落，“十一五”前4 年平均值比“十五”时期提升了3.12个百分点。

国内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和需要变化的影响大。“十一五”期间，金属、非金属加工业的迅速增长在非常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矿商品价格的冲击，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先后在2007 年和2008 年达到2000 年以来的最高值，拉动了金属、非金属加工业比重的提升；相反，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市场对国内机电类出口商品的需要大幅降低，其中，通信类商品遭到的冲击最大，2009 年，其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为9.30%，比金融危机以前的2006 年降低了2.75 个百分点。

3. 从所有制结构看，内资企业比重上升，但国有企业比重进一步缩短。

“十一五” 时期以来， 国内内资企业的企业个数和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逐年提升。

2008 年和2009 年，内资企业的企业个数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的比重均超越80%，同期其产值比重也均超越70%；“十一五” 前4 年内资企业的企业个数和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比重比“十五”时期分别提升了1.13 和1.07 个百分点。同时，与“十五”时期的平均值比较，“十一五”前4 年内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总额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提升0.74 和1.36 个百分点，而同期资产总计则降低了2.6 个百分点，内资企业效益指标的增长快于资产投入的增长，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内资企业不只在进步速度快于外资企业，经济效益也有所改变。

就内资企业而言，“十一五”时期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进一步缩短，非国有内资企业的比重进一步扩张。“十一五”前4 年的平均值与“十五”时期比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各项指标占规模以上内资企业的比重均有显著降低。除资产总计以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各项比重均降低到50%以下，其中企业个数所占比重降低到6.49%；非国有内资企业的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总额已经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多个指标占内资企业的比重均有显著降低，但其资产规模仍然最大，“十一五”前4 年，其占内资企业和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比重分别为59.72%和44.09%，在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总额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较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同样占优势，国有企业在国内工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改变。

4. 从产业组织结构看，大型企业比重降低，小型企业比重上升。

“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不同规模企业中，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大多数指标占全部工业比重呈现降低的趋势，小型企业各项指标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均呈提升趋势。
2009 年，大型企业的企业个数、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收益总额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比2005 年分别降低了0.17、4.21、4.38 和14.40 个百分点，但资产总计的比重提升了0.28 个百分点，大型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有所提升。中型企业数目、总产值、资产总计和主营业务收入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在“十一五”前4 年呈降低趋势，收益总额的比重有所上升。相比较，“十一五”时期以来，小型工业企业的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收益总额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均在“十一五”期间超越大型企业。同时，小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和收益总额比重的上升速度快于企业单位数比重和产值比重的上升速度，表明小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正在转好。

5. 从要点结构看，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

使用固定资产原值与从业职员数的比率这个指标， 可以区别每个工业行业资本或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这里，大家用200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计算，并使用两分法把该比值大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材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提供业、燃气生产和提供业、水的生产和提供业等11 个行业界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余28 个行业界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2009 年，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和收益总额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6.73%和70.64%，可见，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是国内工业的主体。从变化状况看，与2003—2005 年的上升趋势相比，“十一五”时期以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重呈降低趋势。
2009 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值比重比2005 年降低了4.74 个百分点，收益总额的比重则降低超越20 个百分点。其中，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08 年降低幅度达到12.36 个百分点，2009 年再降低2.80 个百分点，这主如果石油采掘和加工行业收益大幅度降低引起的。工业要点结构的变化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国内工业进步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并且，国际金融危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小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

6. 从区域结构看，中、西部区域工业进步速度加快，区域差距有所缩小。

地区进步不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面临的突出结构问题之一， 缩小地区差距也是近年来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从工业产值的地区结构看，“十一五”时期以来，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国的比重维持了稳定的上升势头，“十一五”前4 年的平均值比“十五”时期分别提升1.51 和0.95 个百分点，这表明中西部区域工业进步的速度超越东部区域，东、中、西部工业进步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从工业企业地区分布的状况看，“十一五”时期以来，东部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占全国比重呈降低的趋势，这与东部区域工业的外向性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有非常大的关系，但，东部区域工业企业个数占全国的比重“十一五”前4 年仍然比“十五”时期提升近3 个百分点，这表明，东部区域仍然是国内工业经济进步最活跃的区域。从工业企业资产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全国的比重“十一五”前4 年平均比“十五”时期提升了1 个百分点，中部区域降低了1.12 个百分点，西部区域提升了0.12 个百分点，但从2006—2009 年的变化状况看，东部区域资产比重逐年降低，而中部和西部区域比重逐年增长，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中西部区域资本聚集的速度有所提升。从工业从业职员的地区结构看，2008 年以前东部区域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减缓，2008 年之后开始降低，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劳动力进一步向东部区域流动，但流动速度较“十五”时期有所放慢。

2、制约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

1. 传统要点禀赋的比较优势渐渐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工业的高速增长非常大程度上得益于充分借助了一些传统要点的比较优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源和政策要点。进入“十一五”时期后，伴随国内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和工业经济规模的飞速扩张， 多种生产要点的供需形势已经发生变化， 原先支撑工业增长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本钱比较优势开始减弱。资源方面，国内能源、资源消耗飞速增长，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升。“十一五”时期以来，海外垄断资源企业已多次针对中国提升矿商品出口价格，严重干扰到国内制造业的健康进步。土地方面，经过30 多年的飞速发展，沿海区域的工业用地已经很紧张；同时，受国家保障耕地和基本农田政策影响，中西部区域土地资源也渐渐稀缺。劳动力方面，“民工荒”现象已经从东南沿海渐渐向其他沿海区域和内陆区域扩散；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这意味着国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渐渐减慢，薪资水平上升重压将进一步增大。因此，继续流连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赖低要点本钱参与国际角逐、通过消耗很多不可再生资源来达成工业增长的局面将很难为继。

在资源、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点价格持续上涨的同时，产业政策对结构调整的促进用途也开始减弱。在短缺经济年代，政府通过扩大投资等方法可以飞速有效地提升短线产业的产能，但，伴随国内很多产业的规模扩张已基本走到尽头，传统的增长方法看上去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过去有效的调控方法和手段伴随进步环境的变化， 反而成为影响目前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 产业政策在促进工业“做强”上的成效远低于“做大”。

2. 重化工业粗放进步与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工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一个大国经济体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重化工业的进步为主， 这符合工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但，国内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法具备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征，资源消耗高、环境影响大的问题伴随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的不断上升被飞速放大。

一方面，重化工业中相当多的落后产能使国内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很难提升。重化工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过程需要很多的能源资源投入，是所有产业中耗能最高的产业。“十一五”时期以来，煤炭、天然气、电力和液体燃料等四大类主要能源商品用于工业的比率有所提升，冶金、化工、石化是消耗能源最多的工业部门。这类行业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工艺水平一流的产能，一定量上起到了减少能耗有哪些用途；但同时也存在海量的落后产能，这是国内工业能源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其次，重化工业粗放式的进步方法还使得环境情况紧急恶化。从重化工业的生产特征看，其对非清洗能源有着较大的依靠性，这使得重化工业生产过程不可防止地产生很多污染物。

“十一五”时期以来，虽然国家积极推进环保技改，但重化工业增长与环境消耗之间显著的正有关关系并没得到改变，重化工业进步带来的环境破坏仍是目前国内工业进步中极为紧急的问题。

3. 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

近年来，重化工业中的重复投资和过度角逐所致使的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干扰到国内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进步，并导致其自己进步的资源借助效率不高、经济效益低下。

目前，在很多重化工业行业的过剩产能中总是还随着着相当部分的落后产能。据统计，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 个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率达到15%—25%。其中，炼铁行业400 立方米以下的高炉还有1 亿吨，占炼铁能力的20%；水泥行业中落后的小水泥产能有5 亿吨，占水泥产能20%。这类落后产能进一步加强了重化工业进步对资源和环境的重压。

除去传统产业外，很多的重复建设也使得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等一些新兴产业范围已经先后出现产能过剩的状况。现在，国内通过市场机制治理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环境条件还不成熟，相反的是，地方政府通过不适当的打折政策，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过多干涉和短期行为导致的政策性过剩却日益紧急。产业进步政策在有时候又起到推波助澜有哪些用途， 在地方政府进步经济的强烈愿望和现行政绩考核体制的一同用途下，一旦产业促进政策颁布，一个新兴产业总是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过剩。

4. 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档攀升进展缓慢。

“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贸易结构有所改变。同时，工业品对外贸易中，垂直分工与贸易所占的比重愈加大，工业制成品成为对外贸易的要紧形式，表明国内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程度正在加深。然而，现在国内加入国际分工、参与国际角逐的比较优势仍在于较低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本钱，以技术为主导的角逐优势还没形成，因而在贸易地位有所提高的状况下，国内的贸易利得却无明显增加，“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档攀升还面临很多阻力。

一是国内当地出口型企业技术提高的速度缓慢，虽然国内对外贸易超高速增长，但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并没得到大幅度提升。假如仔细区别出口商品的实质技术含量，可以发现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商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其实是趋于降低的，这表明，国内当地企业愈加依赖来自海外的技术投入以保持自己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二是国内企业大多是以代工的方法加入全球价值链。

中国企业借助低要点本钱优势，尤其是便宜劳动力的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只承担这类行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而生产所需的技术、装备依赖进口，研发、设计来自海外，商品的品牌和市场推广也由跨国公司所控制。因为价值链不同环节角逐程度的不同，海外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赚取高额收益，而国内企业只能赚取非常低的代工费。三是国内出口企业对海外订单、海外投资和进口装备、核心元器件的倚赖性较强。受倚赖型特点的影响，当地企业很难拟定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和商品提高策略，向价值链高档的攀升遭到海外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跨国企业的制约。

5. 自主革新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不足。

（1）国家革新体系尚未打造起来。国家革新体系的内涵是达成国家对提升全社会技术革新能力和效率的有效调控和推进、扶持与勉励。国内国家革新体系中的三个部件仍然存在功能缺失：大学是入门知识的创造主体，也是国家要紧革新平台的搭建者，但国内承担共性技术研发的科研机构与大学缺少学术交流的体系，革新平台也没办法搭建；常识传播系统依赖的是产学研用的结合，但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科研职员从事的研究工作大多与企业所需脱节， 科技成就非常难转换为经济效益，同时，常识产权保护规范的不健全也使得常识创造者在科研成就转化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妨碍了技术扩散；常识应用系统的主体是生产企业，在需要旺盛的状况下，国内企业长期看订单经营，极少有企业想承担革新应用带来的风险。

（2）信息化对工业进步的促进用途有限。近年来虽然国内信息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在促进工业生产智能化方面有较大提升，但在广泛借助信息技术、信息商品和信息设施，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信息化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企业尚未学会工业信息化的最新技术，对海外技术的依靠性强；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又多学会在政府部门手中，信息商品市场化程度低，企业信息化的本钱过高；其次，智能化控制、计算机辅助生产、资源计划、电商等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重点技术障碍没得到有效突破， 工业企业还不可以从信息产业的进步中获得帮助，进而割裂了信息产业与工业化的产业关联，妨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3）高技术产业进步与高技术进步并不同步。
20 世纪90 年代初，伴随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国内高技术产业迅速增长。
1995—2009 年，国内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10 余倍，年增长率接近30%，远远超越GDP 的增幅。飞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成为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要紧推进力，成为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引擎。但，在国内高技术产业总量扩张的背后是其商品技术含量不高，产值和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很多承接跨国企业的OEM，技术的进步和进步远没成为高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真的推进力。

6. 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2000 年以来，在国民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的失业率反而上升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2001—2009 年的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9 年， 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降低趋势。“十一五”时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虽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4%以上的高位。

失业率上升与国内工业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有关。在改革开放的刚开始10 多年，受调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进步模式的影响，资本积累的速度遭到抑制，便宜的劳动力资源被资本的增长所充分借助，从而达成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同步推进。
20 世纪90 年中期之后，国内资本积累的速度开始加快，资本劳动比率飞速提升。“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增长推进，持续大规模的投资不断提升整个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从而致使资本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多，甚至还出现了资本排挤就业的状况。资本深化程度的提升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出现，说明目前国内正走一条有悖于一般规律的进步道路，国内最充裕的生产要点仍然是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工业生产中用的比率却在降低。

伴随国内经济的持续进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目还将继续降低，而第三产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转移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重担在非常大程度上还是要落在第二产业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深化使得就业吸纳能力孱弱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进步模式是很难为继的，这不符合目前比较优势的特征，也为国内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埋下隐患。

3、“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

1. 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将缓慢上升或基本稳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进步的程度或有所提升。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地位有所降低。
2009 年，工业占GDP 的比重为39.7%，比“十五”时期末的2005 年降低了2.1 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了2.9 个百分点，表明这一时期工业的增速低于服务业增速。

尽管这样，国内现在仍处于钱纳里进步阶段划分标准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进步经验看，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一般把工业增长作为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的增速持续高于工业增速的可能性不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业在国内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发现，国内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尚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还具备非常大的进步潜力， 伴随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渐渐消退， 工业将回归迅速增长的轨道。同时，考虑到服务业的进步在增加就业、促进消费和增强经济增长稳定性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有哪些用途，在国内服务业进步相对滞后和将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加快服务业进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十分突出。综合剖析，“十二五”时期，国内工业和服务业将呈现一同迅速增长，且工业增速略高于服务业增速的格局，假如再考虑到服务业价格指数一般会比工业价格指数增长得更快，那样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将会表现为缓慢上升或基本稳定。

从发达国家的进步经历看，工业化进行到肯定阶段，伴随分工程度的加深，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愈加复杂，2、第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进步的局面。“十一五”期间，一些发达省市已经意识到2、第三产业融合进步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进步方法转变的要紧意义，拟定地区经济进步策略时已经把2、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比如，上海正在努力推进以2、第三产业融合为基础，以“总部经济”和“研发经济”为代表的“头脑经济”，北京也将推进信息、汽车、医药等范围制造业与有关服务业融合作为进步现代制造业的要紧支撑。中西部等服务业进步相对落后的区域近年来也加强了对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扶持力度， 以促进当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伴随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各项政策手段的落实，国内2、第三产业融合进步的机会已经成熟，工业和服务业融合进步程度的提升将成为“十二五”时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特征。

2. 重化工业化进程仍将持续，但重工业比重提升的速度有所放缓。

“十二五”期间，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要的一同推进下，可以预期国内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进程仍将持续。一是投资对重工业进步的拉动用途将持续存在。“十二五”期间，国内将进一步增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高速铁路网站建设设、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中西部区域大规模改变基础设施等新建和续建的重大投资项目势必大力促进钢铁、建材、化工、设施制造等重化工业的进一步进步。其次，目前国内的城市化正处于加速进步的阶段，“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也将致使对住房、道路、通信、水电煤气等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增加，从而为重化工业的进步提供充足的空间。二是消费结构转型也将成为推进国内工业结构重型化的一股力量。伴随收入水平的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结构正逐步由温饱型向进步型、享受型升级，以食品、服饰、日用品为代表的轻工商品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持续降低，而以汽车、通信电子设施为代表的重工业商品的比重将不断提升。三是从国内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看，饮料、食品、烟草等轻工类商品出口增长缓慢，而机械装备、汽车等重工类商品的出口增长较快。伴随国内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十二五”期间，预期出口需要将进一步拉动国内重工业的增长。

伴随国家对环保需要的提升、资源价格的改革和劳动保护的加大，重化工业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之间的矛盾在“十一五”期间渐渐激化，重化工业化增长方法亟待改变。“十二五”期间，重工业的进步将非常难通过单纯追加投资达成规模的扩张，一方面，部分行业已经出现紧急的产能过剩，国家将限制对这类行业的投资行为；其次，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也不允许大规模向重化工业行业追加投资。将来一段时期，重化工业的进步将更多依赖高新技术对传统生产工艺的改造，与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和商品水平的改变，其进步重点也将从规模扩张转向水平提升。因此，“十二五”期间，重工业比重的提高速度会有所放缓，重化工业化将进入深化进步的阶段。

3. 新兴产业的进步将提速，但高档制造所占的比重有限。

伴随新兴产业策略地位的提升和将来进步环境的改变，可以预期，“十二五”期间，新兴产业的进步将进一步提速，其占工业的比重也将明显上升。一是经过“十一五”时期的进步积累，国内新兴产业的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 从而为“十二五” 时期的进步奠定好基础。二是2010 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进步策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产业促进政策的推进下，“十二五”期间，科研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点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势必加快。三是国内外进步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将促进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快进步。全球信息技术革命还在深化进步，国内也在大力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推进信息技术参与工业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的变革，这将使信息产业的市场扩大到整个工业行业；全球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生产的环保约束加大，国家推行节能减排策略，低碳化成为世界经济继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新的进步方向，这预示着与低碳经济有关的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四是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改变也会在一定量上促进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进步。

但也应该看到， “十二五”期间，国内新兴产业向产业链高档环节的迈进还存在内、外两方面的障碍：从自己实力看，国内长期实行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致使高技术产业的进步对外来技术存在较大依靠，企业缺少自主革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加工环节，新兴产业的进步缺少自主技术的支持；从外部环境看，国内新兴产业的进步还将面临跨国公司全球策略的压制。伴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大型跨国公司不只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离岸外包、策略网盟等方法在全球范围扩展业务，不断加大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借用在技术和革新成就上的积累，牢牢控制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并采取技术转移、专利控制等方法对国内新兴产业向高档进步形成妨碍。鉴于这类缘由，“十二五”期间，国内新兴产业向高档制造迈进还存在很多障碍，中低端制造所占比重过大的问题还将持续。

4. 产业组织结构或有所优化，但大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困难程度加强。

“十二五”期间，国内产业组织结构或有所优化。一是一批超大型企业集团将进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行列。
2010 年，内地区域已经有44 家企业进入世界500 强行列，有3 家企业挤入全球前10 位。伴随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十二五”期间或有更多的领军型企业出现，引领中国工业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提高。二是部分行业产业集中度过低的问题将得到改变。“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深入推行节能减排策略，治理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节奏也将加快，一大量不拥有规模经济性、生产工艺落后、环境污染紧急、资源能源浪费大的企业将被关停，行业集中度将提升，行业整体效益或有所改变。三是中小微型企业的进步环境或有所改变。“十一五”时期以来，针对金融危机对国内中小微型企业的影响，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微型企业进步的若干建议》、《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进步的若干建议》等政策性文件，各省区市也相继颁发了有益于中小微型企业进步的地方性政策，着重解决目前中小微型企业在筹资、引进技术、吸引人才等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可以预期，“十二五”时期，中小微型企业的进步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面临更公平的角逐环境。

从“十一五”时期以来的状况看，大型企业收益增长的速度低于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从国内大型企业的特征看，国有大型企业集中于具备较强的行业垄断性或地域垄断性的行业，譬如电信、石化、港口等，且形成过程大多随着政策性的资产划拨、重组，市场机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有哪些用途有限，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也较弱。“十二五”期间，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这种国有企业规模的成效将减弱；其次，并非通过市场角逐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要真的通过角逐扩大市场、提升收益还需要转变经营观念，提升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同样，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不乐观。国内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长起来一批大型民营企业，这类企业大多依赖低本钱的优势很多承接海外企业OEM 或为其他大型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并没像其产值和规模那样得到迅速的提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同时还面临来自外资企业的角逐重压，这种企业的价值水平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企业进一步进步需要达成从OEM 到ODM 的跨越，培育我们的品牌，学会核心技术，培养革新团队。大体上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国内大型企业进步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比较多，面临的重压也比较大，“十二五”期间，大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困难程度将会加强。

5. 区域差异将进一步缩小，技术进步推进东部区域工业转型升级的趋势愈加明显。

“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地区结构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中、西部区域工业企业的产值、企业个数和资产总计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均有所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工业区域结构变化的影响只不过一个外部原因，各区域工业化进步阶段发生变化致使比较优势的调整才是“十一五”时期以来国内工业区域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缘由。

现在，国内东部区域11 个省市中，除海南以外全部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北京、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中西部区域除山西、河北、黑龙江等少数几个省市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外，绝大部分区域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方面，经过近30 多年的飞速发展，国内东部区域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部分沿海省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GDP 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高速增长也给东部区域工业经济的进一步进步带来一系列问题，东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成为势必。其次，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国家策略的推进下，中西部区域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节奏加快，工业加快进步与承接东部区域产业转移的环境条件已经成熟。统计数据表明，“十一五”时期以来，中、西部区域工业资产总计的比重有所上升，劳动力向东部区域流动的速度也开始减慢，并且中、西部区域工业收益总额所占比重上升的速度大于其产值比重上升的速度，这说明，在市场机制和企业追求收益动机的驱使下，生产要点正在由东部区域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同时，“十二五”期间，沿海区域“腾笼换鸟”和中西部区域“筑巢引凤”、“万商西进”等工程的成效将逐步显现，这将进一步促进地区间产业转移。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的双重用途下，“十二五”期间，东、中、西部区域工业进步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根据经济进步的客观规律，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点对经济进一步进步的推进用途将逐步减弱，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根据这一规律，技术进步推进下的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东部区域工业进步的主流。现在已颁布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东部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都提到了转变经济进步方法，发挥科技和智商优势，提升自主革新能力，改造传统产业，形成技术进步推进的工业进步新格局等有关内容。高档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包装、教育培训、商务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十二五”时期东部区域重点支持进步的行业。同时，伴随东部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和市场地位的改变，“十二五”期间，东部区域将出现新一轮加快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转移，这将进一步促进东部区域支柱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升级。

4、推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

1. 深化体制改革，构建有益于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规范条件。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激起市场经济活力。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和合并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拟定者和审批者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好进步环境上来。进一步协调产业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的关系， 鼓励地方探索合适自己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特征的政府职能转变方法，加大各项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界定和规范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用途，防止政府投资对市场角逐的干涉。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进步。抓紧拟定改革策略，推进石油、铁路、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投筹资体制改革，尽快颁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类范围的有关政策，引入角逐机制，减少垄断程度。依据行业实质状况，推进垄断行业业务重组改制：电力行业要总结改革试点区域的经验和教训，在全国范围达成真的意义上的“厂网分开、输配分开、主辅分开”；电信行业要进一步扩大改革效果， 逐步放开对各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准入范围， 打破几大运营商在部分区域和业务上的垄断。抓住新能源发电兴起、高速铁路网站建设设、推行“三网融合”工程等行业转型进步机会，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既提升重大工程的资金保障，又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改革资源性商品定价体制，形成科学适当的价格体系。一是进一步深化电、煤、油、汽等能源价格改革。打造与发电环节适度角逐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降低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健全煤炭本钱构成，使煤炭价格反映开采、经营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安全本钱；减少成品油在批发环节的垄断程度，提升价格形成过程的透明度；健全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二是将资源性商品价格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可持续进步结合起来，形成科学价格体系。打造循环经济考核体系，构建环境法规、政策考核、社会监督一同参与的可持续进步长效机制；大力推广分段收费规范，加快推进污水处置、垃圾处置、环境税等收费规范改革，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改造；落实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排污权买卖体制。

2. 健全产业政策，遏制和治理产能过剩。

完善准入法规体系，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依据工业进步环境的改变、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和结构调整的需要，不断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拟定和健全有关行业准入条件和产能过剩界定标准，提升过剩产业的准基础知识槛。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审核管理，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尤其是不考虑地方产业特点的地区同质性政府投资。改变土地借助计划调控，严禁向落后产能和产能紧急过剩行业建设项目提供土地。整顿出现紧急过剩问题行业市场，支持优势企业通过兼并、回收、重组落后产能企业。推进经济工具的革新，降低治理产能过剩的政治本钱，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中有哪些用途。

“准入”政策与“促退”政策相结合，淘汰落后产能。明确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之间的关系和不同，通过技术含量、制造工艺、增长速度、市场角逐等多个维度判断落后产能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状况。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用途和技术指标的门槛用途，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财政资金的引导用途，支持企业的升级改造，做好有关企业职工安置工作。

落实产业园区准入规范，提升产业聚集程度。各级各类工业产业园区要依据自己进步方向和策略需要，拟定并严格实行园区项目准入目录和企业准入资格。对企业准入资格的设计除考虑投资强度、销售收入、纳税数额等一般限制以外，还要依据国家政策和地方产业进步水平，从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和技术含量，与对健全地方产业链有哪些用途等多个方面对进入园区企业进行限制，严防盲目招商，引入过剩产能。

3. 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形成分工适当的企业梯队。

健全反垄断法律和政策体系，促进市场角逐。综合用市场方法、技术方法和法律方法，预防垄断权势削弱市场力量。在反市场垄断的同时，重视预防技术垄断，健全常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技术指标政策体系，预防国内自主研发技术路线被跨国公司锁定。

着力培育一批大型企业集团。支持鼓励重点企业走革新的道路，增强自主开发能力，学会核心技术，形成技术优势。鼓励企业通过资本重组、资本扩张走规模化经营道路，推进企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控股、参股，达成资源和生产要点的有效积聚。鼓励对外合资合作，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参与企业改组改造、兼并重组。启动若干对培育大企业集团起支撑用途的重大项目，以大项目带动工业企业的大进步，同时推进对于大项目所能带动的配套产业和项目。

从促进筹资、鼓励革新、培养人才、精神奖励几个方面鼓励中小微型企业的进步。一是加大银企联系，尤其是地方银行与中小微型企业之间的关系，适合放宽贷款条件，做好对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工作。

二是帮助中小微型企业拟定技术革新策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项目，并在政府技改专项经费、科技三项经费、科技革新资金上给予中小微型企业特别的照顾。三是帮助企业培养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技能工人。

4. 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升工业国际竞争优势。

放宽外资外贸管制，提高国际贸易地位。放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主体限制，扩大投资主体范围；放宽出资限制，允许以债权、高新技术成就、商标专用权等资产出资，允许部分出资困难企业延长出资期限；鼓励外资扩大投资规模，放宽集团登记条件。改革外贸经营权审批规范，降低对外贸经营者身份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资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资质条件，切实落实外贸权下放到企业的政策。将放宽管制与限制垄断结合起来，预防跨国公司垄断权势蔓延，拟定有关法律预防外资恶意并购形成垄断，进而压制国内幼稚工业部门进步，控制国内市场。

引导FDI 流向， 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进步。运用愈加明确的产业导向使外资投向保险、银行、金融、广告、市场研究、职业教育、会计、法律、研究与开发等生产性服务部门，达成FDI 对国内工业进步的高服务化。引导FDI 在制造业范围合理分布，提升外资投资项目对产业链上下游连接和产业辐射功能，支持引进产业关联性强的项目，重点向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带动和影响一批协作配套厂商，同时鼓励外资参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

改革出口退税规范，鼓励高附加值商品出口。依据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出口退税商品目录和税率，一方面支持具备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电子信息商品的出口，其次不断减少“两高中一年级资”行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甚至取消这类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规模。鼓励工业出口企业调整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提升营运管理水平，适应新的退税规范。严格退税审察规范，防止退税漏洞。健全国内外贸代理制，提升工业生产企业通过代理制扩大出口的积极性，鼓励和规范专业外贸企业的进步。

5. 强化技术革新政策，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推行科技振兴计划，促进企业研发能力提升。支持企业打造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培育企业自主革新能力。对于大型企业，要发挥其科研优势，鼓励其培育具备独创性的核心技术能力，健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技术渗透体系。对于中小型企业，鼓励形成技术革新的互联网体系，作为核心技术的补充，积极进行应用性革新。加大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打造产学研常常性交流机制，拓宽企业自主革新的视线。进一步做好常识产权保护工作，打造和健全常识产权买卖市场，促进技术成就流通，鼓励企业参与国际专利交换工作。加强对企业自主革新的资金支持力度，财政、税收等政策要对自主革新型企业给与打折。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股票上市，进一步拓宽企业筹资途径。积极借助风险资金等新型筹资方法，探索合适传统产业的风险投资市场。

使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扶持企业技术改造。创造好外部环境，加强技术改造力度。在传统产业密集的区域，要为传统产业的进步创造好的存活空间，尤其是在一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存的区域，必须要合理分配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防止忽略为传统产业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有实力有革新精神的企业给予与高新技术产业同样的税收打折、信贷担保等政策支持；对于需要扩大规模达成经济效益的产业，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企业间跨地区的并购、重组，形成可以发挥规模效应的企业集团。

6. 完善节能减排政策，达成工业绿色转型。

大力进步可再生和新兴能源，推进传统能源借助绿色化。一方面，通过强化资源和技术优势、健全产业链、重视技术革新，不断提升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在工业耗能中的比值。其次，打造科学的储量管理体系，提升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整体可采性，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浪费；延长煤化工、油化工产业链，打破行业、部门的界限，达成煤炭、石油资源价值的梯度借助，推进传统能源借助的绿色化。

大力进步循环经济，达成产业集群绿色升级。重视科学规划，产业园区的布局设计要充分考虑区内不同企业之间上下游的关系，尽量降低园区内物流本钱；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加大资源的综合借助，将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废物减少到最低；推进清洗生产，健全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收购处置设施。企业要推行清洗生产技术改造工程，在源头治理污染物的排放，工业聚集区域要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置设施，进步工业垃圾的收购再借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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