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易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类型，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历程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规范主义的剖析视角对国内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规范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职教史
职业教育/兴衰/规范剖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可以适应社会需要的、具备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的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类型。但，回顾国内职业教育的进步经历，大家却发现这一原本可以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类型却没得到兴旺的进步，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考虑的问题。
大家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国内职业教育的进步经历，并剖析其规范学含义。职业教育具备内容多样化、结构多层次、城乡进步不均衡等特征，因此，大家只能择其具备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大家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进步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进步经历的基础上，借助新规范主义的剖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剖析，大家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如此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用途的结果。外部力量包含：政府有哪些用途、高等教育“市场化”规范变迁的影响与市场有哪些用途；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要紧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赖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要，与高等教育因自己进步不健全而留下的进步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己缺少规范化的努力与高等教育“市场化”规范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一直未完成市场化的规范变迁，只不过单纯地依赖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保持存在和进步。这使得它既没办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没办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靠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是什么原因在于，其内部没形成重压团体，没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剖析。
1、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文革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规范和两种劳动规范，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些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进步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进步。大家将中国职业教育的进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状况为依据的；因为各省市、各区域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进步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区域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进步历程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一同需要并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进步。
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有益于解决很多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进步的问题频繁发布文件。非常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与培养目的等。各地方政府也颁布了不少政策，如北京《关于目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什么时间建议》、辽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状况和以后建议的报告》。这类文件不只使国内职业教育的进步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进步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追加进步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公告》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进步职业技术教育最急切需要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国内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用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进步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很多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常见反映普高的毕业生“不顶用”、“什么更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状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市场需要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使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进步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些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取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
2.进步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是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增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进步时期，国内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很多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表11982-1992年全国职业中学统计表
职业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
1982年310442.670.4
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
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2
1992年9860152.14347.7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状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人教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适用人单位的需要，遭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要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进步职业技术教育的要紧意义和用途[J].教育研究，1983.）。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高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高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常州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进步轨道常州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通高中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点（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通高中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点[N].人民日报，1988-7-3.）。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现在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进步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进职业教育的进步。1992年2月，陕西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
这样兴旺的进步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达成了7年首要条件出的进步目的，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高学生数的比率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首要条件出的职业教育进步目的已达成中等职教和普高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
3.进步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将来，中国职业教育的进步开始出现停滞状况，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征兆。表现为招生人数降低，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飞速减弱。
表2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1996年188.91
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
2001年185.02140.7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人教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状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状况，招生数目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高扩招的状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可以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除此之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国内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好像也说明了国内职业教育的进步困境。
2、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规范剖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进步历程了恢复、进步和进步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何会有这样的进步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规范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剖析。
1.政府帮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文革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高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颁布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发布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大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进步的建议》等，表明中央政府对进步职业教育的建议。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进步中等职业教育的渠道是将普高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如此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进步起来了。
地方政府拟定的倾斜性文件愈加具体化。北京颁布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出色毕业生挑选工作职位；个体开始营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类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非常不错有哪些用途，为职业教育的进步开辟了空间。这类政策凭着政府独有些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推进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进步，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其次，政府以打折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想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如此的方法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发布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它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依赖政府打造进步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进步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规范变迁，终归要依赖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少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进步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与组织自己利益目的的尚未形成是导致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缘由。
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国内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考试规范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考试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状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水平高的中学才能存活。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水平低、高考考试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存活危机。他们想继续存活和进步，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看上去愈发了解。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拟定者。如此，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极少，没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需要，又不敢冒然舍弃政府提供的扶植，不然连仅有些合法化地位与初步的市场化成就也会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靠使其没办法突破原有些规范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情况面前，职业教育进步受阻。因为劳动准入规范不健全，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因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致使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病。因为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只能默默承受。
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一直都没凭着自己能力完成其真的合法化的过程。国内职业教育的情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同程度低，且没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讲解）。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书高”的社会心态与缺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需要中等职业教育打造起强大的认同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首要条件。可是，即便在职业教育进步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可以完成，而只不过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规范的依靠。但，这一资格考试规范却因为人事规范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少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规范变迁带来的角逐效应：职业教育的存活和进步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国内的教育规范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必然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存活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国内高等教育“市场化”规范变迁的基本完成，不只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存活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进步的控制性特征：
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考试规范的恢复意味着教育规范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水平高、升学率高的普高才能在这种教育规范环境中存活，而面临存活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存活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进步的渠道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高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切需要很多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己进步尚不健全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进步，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进步潜力。
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大家都知道，要进入高等院校，就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每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考试。假如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大家就不能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这与高等教育自己进步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步机会。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进步相脱节；②忽略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减少，上进心遭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类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进步需要紧密相联的，很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与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一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比较有针对性（注：国内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②职业大学改革了所有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赖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肯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激起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常见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日渐推行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要。高等教育在提升自己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进步空间。
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定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进步的道路，进一步减少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假如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进步渠道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借助普高与职业中学的角逐关系，那样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导致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倚赖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进步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渠道完成的。一是借用普高与职业学校角逐出色的生源和好的师资。从刚开始的“四低学校”大家就能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倚赖于它，渠道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考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不是提供大家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考的培训基地。如此，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进步的道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由于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非常小，他们非常难走向高级技术范围，非常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因为缺少持续进步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同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要与市场的认同度是一同起用途的，只有当需要增加、认同度提高同时拥有的时候，职业教育的进步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状况的对比，可以了解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拓展与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职员的需要量猛涨。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非常高，这是因为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筹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由于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病，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的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同意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同度减少的困境，因此，即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要依然迫切，职业教育的进步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导致市场认同度减少的原因包含，职业教育自己没高等学历授与资格、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3、总结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进入新的经济、社会进步模式的探索时期，国家选择同时进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满足不断加强的人才需要。前者培养很多的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后者则为社会提供另一种类的专业人才。二者本应是齐头并进、一同进步的，但高等教育却因为其既往的优势地位，飞速而扎实地形成了组织利益，在教育资源的争夺过程中排挤了了职业教育的进步空间。但职业教育没能形成自己的利益才是其进步停滞乃至衰落的根本症结所在。国内职业教育刚开始的兴旺靠的是政府的扶植和市场的需要，占据的是高等教育因自己进步不足而留下的进步空间，并不是自己发展的结果。因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没办法提出明确的市场化需要，仍然禁锢在原有些规范框架之中；加之职业教育没打造起强大的认同体系，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因此一直没获得真的的合法化地位，没办法完成其“市场化”的规范变迁。
当然，在看到合法的学校职业教育衰落的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上各种职业培训拓展得蓬勃发展的事实。怎么样整理这部分市场资源，对这类社会培训加以规范以保证其水平和秩序，并使之与合法的职业教育体系结合是国内职业教育进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出路。当然，还要力争为职业教育打造一个更有益于其打造合法地位的、更有益于其健康进步的规范环境，这是大家在研究中认识到的要紧结论。